財經
創投公會暨私募股權公會理事長 邱德成：PE／VC合體 扮產業重組推手
隨著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升溫，創投（VC）與私募股權（PE）的角色已從單純的資金供給者，蛻變為產業再配置的關鍵推手。創投公會暨私募股權公會理事長邱德成在本報專訪時，首次深度剖析台灣資本市場的「結構性」痛點。
他直言，台灣雖擁有全球第七大市值的股市，但「長期資本」的制度設計上仍有補課空間，「VC與PE的合流是產業發展的必然」，唯有透過制度與國際接軌，才能有效引導保險業逾20兆元的龐大資產，回流實體產業，期許現階段的改變，能將過往的短期資金思維，轉化為支撐國家戰略競爭力的長期動能。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如何定義全球PE/VC的現階段角色？
答：全球PE/VC的角色，確實已經從過去單純的「資金搭配企業成長」，明顯轉變為「產業再配置、供應鏈重組，以及地緣政治下的資本工程」。簡單來說，科技門檻快速提高，供應鏈安全與韌性成為重要議題，再加上地緣政治深度介入產業發展，現在的PE/VC已經不只是金融市場中的投資角色，參與的不再只是單一公司的成長，而是產業重組與國際競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
問：PE/VC正在靠攏，有觀察到哪些轉折點？
答：關鍵的轉折點，在於產業是否能形成足夠的內部共識。在民主社會中，政策調整需要產業內部充分討論，形成多數認可的方向，再透過公會平台對外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因此，加速配套措施的前提，是先凝聚PE與VC公會會員的共識。當產業先把立場說清楚，政府的角色，才有可能從審慎管理者，轉為制度上的協力者。
隨著產業型態與企業成長曲線的改變，創投與私募股權之間的界線，近年來在全球市場已逐漸模糊，兩者走向合流並非趨勢選擇，而是結構上的必然。從產業與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VC與PE的合流，並不是金融市場的技術問題，而是台灣能否建立完整產業資本生命週期的關鍵。如果制度能夠跟上產業發展節奏，讓創新資本與成長資本形成接力，台灣不僅能延續過去創投的成功經驗，更能為下一階段的產業升級與國際布局，奠定更穩固的資本基礎。
此外，成長資本與併購基金，可協助台灣企業透過併購當地關鍵技術、通路或供應鏈節點，加速在美國市場落地，而不是從零開始，能協助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降低風險、放大規模，這對中型企業尤其重要，能有效縮短全球化的學習曲線。
問：同時擔任創投公會與私募股權公會理事長，這最想解的「共同痛點」是什麼？
答：不論是創投或私募股權，兩者在投資階段與操作形式上雖然不同，但面對的共同痛點，其實在於台灣是否具備一套能夠長期支撐產業發展、並持續累積國家競爭力的資本結構。台灣的資本市場規模並不小，股市市值已躋身全球第七大，這代表我們在資本累積與市場深度上，已具備相當堅實的基礎。
然而，從制度成熟度來看，台灣在私募股權與長期資本的發展上，確實起步相對較晚。以私募股權為例，台灣的私募股權商業公會，正是在歷經約十年、四任國發會主委的倡議與制度溝通後，才於三年前在國發會的輔導下正式成立。
相較於歐美等先進國家早已建立成熟的私募股權生態系與產業對話機制，台灣在這一領域仍有相當大的補課空間。這樣的制度落差，直接反映在產業發展上。當願意承擔長期風險、支持企業整併與國際化的資本工具尚未成熟，產業在規模放大、技術深化與全球布局上的節奏，自然會受到限制。
台灣的創投與私募股權產業，各自都有一定基礎，但整體規模仍然偏小，市場深度不足，單一公會各自推動時，影響力容易被稀釋。因此，我最想解的共同痛點，是如何讓兩個體系透過制度與實務上的合作，真正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另一個關鍵缺口在於制度如何與國際接軌，特別是有限合夥與課稅穿透的設計。從國際經驗來看，無論是GP或 LP，多半採取直接、明確的穿透原則，讓投資人可以清楚評估風險與報酬，也降低跨境投資的制度摩擦。相較之下，台灣目前仍採取「有條件的穿透」，規範較為複雜，對外資與長期資金而言，較易造成投資阻力。
問：PE/VC的資本在服務國家級產業的任務上，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答：在AI與數位基礎建設領域，具有高資本支出、回收期長、但具穩定現金流潛力的特性，正是專業機構資金擅長評估與承接的項目。我們也期許政府清楚界定數位建設的公共建設範疇，民間資本就能依循明確政策方向進場，協助分擔國家在AI算力、資料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壓力，讓「產業AI化、AI產業化」具備實質的資本支撐。
近期台美簽署投資MOU，台灣企業赴美投資將以「台灣模式」形成海外園區與供應鏈布局上，PE/VC可成為「產業全球化的金融工具」。相較於單一企業自行赴海外設廠，透過基金形式投入海外科學園區或關鍵產業節點，不僅能降低企業個別承擔的風險，也有助整體供應鏈形成集體布局。PE資本能以較長的投資視角，支持台灣產業在海外建立穩定據點，強化供應鏈韌性，而非僅是短期的產能外移。
PE/VC在這類國家級產業計畫中，能是把政策方向轉化為市場可以執行、民間資本願意參與的投資架構，成為政府與產業之間的關鍵橋樑。
只要政策引導方向正確，台灣其實具備非常重要的潛在資源。台灣保險公司長期在海外配置了相當龐大的資產，目前多以收益型、保守型投資為主。若能透過合宜的制度設計與監理配套，引導其中部分資金，從單純追求穩定收益，逐步轉向結合台灣優勢產業的海外布局，例如AI、半導體相關供應鏈或關鍵基礎設施，不僅有助於分散投資風險，也能讓長期資本更直接地服務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從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模式並非資金外移，而是一種有策略、有回流機制的國際化資本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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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言，台灣雖擁有全球第七大市值的股市，但「長期資本」的制度設計上仍有補課空間，「VC與PE的合流是產業發展的必然」，唯有透過制度與國際接軌，才能有效引導保險業逾20兆元的龐大資產，回流實體產業，期許現階段的改變，能將過往的短期資金思維，轉化為支撐國家戰略競爭力的長期動能。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如何定義全球PE/VC的現階段角色？
答：全球PE/VC的角色，確實已經從過去單純的「資金搭配企業成長」，明顯轉變為「產業再配置、供應鏈重組，以及地緣政治下的資本工程」。簡單來說，科技門檻快速提高，供應鏈安全與韌性成為重要議題，再加上地緣政治深度介入產業發展，現在的PE/VC已經不只是金融市場中的投資角色，參與的不再只是單一公司的成長，而是產業重組與國際競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
問：PE/VC正在靠攏，有觀察到哪些轉折點？
答：關鍵的轉折點，在於產業是否能形成足夠的內部共識。在民主社會中，政策調整需要產業內部充分討論，形成多數認可的方向，再透過公會平台對外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因此，加速配套措施的前提，是先凝聚PE與VC公會會員的共識。當產業先把立場說清楚，政府的角色，才有可能從審慎管理者，轉為制度上的協力者。
隨著產業型態與企業成長曲線的改變，創投與私募股權之間的界線，近年來在全球市場已逐漸模糊，兩者走向合流並非趨勢選擇，而是結構上的必然。從產業與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VC與PE的合流，並不是金融市場的技術問題，而是台灣能否建立完整產業資本生命週期的關鍵。如果制度能夠跟上產業發展節奏，讓創新資本與成長資本形成接力，台灣不僅能延續過去創投的成功經驗，更能為下一階段的產業升級與國際布局，奠定更穩固的資本基礎。
此外，成長資本與併購基金，可協助台灣企業透過併購當地關鍵技術、通路或供應鏈節點，加速在美國市場落地，而不是從零開始，能協助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降低風險、放大規模，這對中型企業尤其重要，能有效縮短全球化的學習曲線。
問：同時擔任創投公會與私募股權公會理事長，這最想解的「共同痛點」是什麼？
答：不論是創投或私募股權，兩者在投資階段與操作形式上雖然不同，但面對的共同痛點，其實在於台灣是否具備一套能夠長期支撐產業發展、並持續累積國家競爭力的資本結構。台灣的資本市場規模並不小，股市市值已躋身全球第七大，這代表我們在資本累積與市場深度上，已具備相當堅實的基礎。
然而，從制度成熟度來看，台灣在私募股權與長期資本的發展上，確實起步相對較晚。以私募股權為例，台灣的私募股權商業公會，正是在歷經約十年、四任國發會主委的倡議與制度溝通後，才於三年前在國發會的輔導下正式成立。
相較於歐美等先進國家早已建立成熟的私募股權生態系與產業對話機制，台灣在這一領域仍有相當大的補課空間。這樣的制度落差，直接反映在產業發展上。當願意承擔長期風險、支持企業整併與國際化的資本工具尚未成熟，產業在規模放大、技術深化與全球布局上的節奏，自然會受到限制。
台灣的創投與私募股權產業，各自都有一定基礎，但整體規模仍然偏小，市場深度不足，單一公會各自推動時，影響力容易被稀釋。因此，我最想解的共同痛點，是如何讓兩個體系透過制度與實務上的合作，真正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另一個關鍵缺口在於制度如何與國際接軌，特別是有限合夥與課稅穿透的設計。從國際經驗來看，無論是GP或 LP，多半採取直接、明確的穿透原則，讓投資人可以清楚評估風險與報酬，也降低跨境投資的制度摩擦。相較之下，台灣目前仍採取「有條件的穿透」，規範較為複雜，對外資與長期資金而言，較易造成投資阻力。
問：PE/VC的資本在服務國家級產業的任務上，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答：在AI與數位基礎建設領域，具有高資本支出、回收期長、但具穩定現金流潛力的特性，正是專業機構資金擅長評估與承接的項目。我們也期許政府清楚界定數位建設的公共建設範疇，民間資本就能依循明確政策方向進場，協助分擔國家在AI算力、資料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壓力，讓「產業AI化、AI產業化」具備實質的資本支撐。
近期台美簽署投資MOU，台灣企業赴美投資將以「台灣模式」形成海外園區與供應鏈布局上，PE/VC可成為「產業全球化的金融工具」。相較於單一企業自行赴海外設廠，透過基金形式投入海外科學園區或關鍵產業節點，不僅能降低企業個別承擔的風險，也有助整體供應鏈形成集體布局。PE資本能以較長的投資視角，支持台灣產業在海外建立穩定據點，強化供應鏈韌性，而非僅是短期的產能外移。
PE/VC在這類國家級產業計畫中，能是把政策方向轉化為市場可以執行、民間資本願意參與的投資架構，成為政府與產業之間的關鍵橋樑。
只要政策引導方向正確，台灣其實具備非常重要的潛在資源。台灣保險公司長期在海外配置了相當龐大的資產，目前多以收益型、保守型投資為主。若能透過合宜的制度設計與監理配套，引導其中部分資金，從單純追求穩定收益，逐步轉向結合台灣優勢產業的海外布局，例如AI、半導體相關供應鏈或關鍵基礎設施，不僅有助於分散投資風險，也能讓長期資本更直接地服務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從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模式並非資金外移，而是一種有策略、有回流機制的國際化資本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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