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烏龍檔案：當「明案速判」法制碰到怠忽草率法官、檢察官和律師

司法院為推動金字塔型訴訟制度，提昇司法效能，疏減訟源，減少當事人因事實不清而纏訟，或因法院見解分歧而無所適從，近十幾年來陸續推動一系列訴訟程序與組織法制的「明案速判」改革，例如，妥速審判法及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增訂「明示上訴範圍」新制，即是其二。可惜的是，當「明案速判」的良法美意碰上怠忽草率法官、檢察官、律師時，還是無法避免「濫用」或「偷吃步」弊端。

例如，儘管高院一年案件大約50%是以當事人明示不服第一審量刑為由上訴處理，高院或其分院法官的調查審判程序與判決書撰寫都已經大幅簡化，負擔也大大減輕，但是，最高法院諸多撤銷發回更審案例顯示，明明是有犯罪事實與適法性爭議的「疑案」，應依「覆審制」的法定程序「詳察慎判」的，還是有諸多怠忽草率怠職法官，以曲解「明示」涵義的「偷吃步」方式「明案速判」了。

以下，筆者擬舉兩件明明是「疑案」，卻被高院法官依「明案」的簡化程序調查審判的案例，並藉此敘明，審判實務上，明明是有犯罪事實爭執，也有適法性爭議，只因檢察官的上訴、論告顛三倒四，被告辯護律師的辯護意旨含糊籠統，又碰上一心只圖簡化調查審判程序的怠忽草率法官，結果，依法應詳察審認的「疑案」，卻濫用「明案」調查審判程序簡化處理了，最後，還是得陷入一再更審的纏訟泥淖。

李冠松是新北市第三級毒品咖啡包的小毒販，其犯罪事實與適用法律並不複雜，新北地院依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共5罪及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判處應執行4年10月，李冠松不服上訴，高院番判長曾淑華（受命法官張宏任）依「明示僅就第一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於114年8月19日判決上訴駁回，李冠松不服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段景榕於115年1月28日撤銷高院誤判發回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6597號判決）

綜觀最高法院的指摘意旨，曾淑華與張宏任首先是曲解「明示」的涵義──從寬解釋「明示」的適用範圍；接著，又怠於踐行法定的訴訟照料義務，且誤解律師辯護制度──讓律師可以逕行單獨代被告確認上訴範圍。

依最高法院的闡明立法意旨，所謂「明示」，是指上訴人以書狀或言詞向法院明確表示其上訴範圍之意思表示，由於事涉訴訟權保障核心，為期程序正義，自應以該意思表示顯示於外，已可明確辨認，無其他解釋可能性為必要。還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當被告的上訴範範不明確或有疑義時，高院為確認上訴範圍，應進行闡明，曉諭被告以言詞或書面就上訴範圍為必要之陳述，若因故無從闡明、釐清，解釋上即從原則規定，認定被告是對罪刑之全部提起上訴，以保障被告的審級救濟利益。

觀察卷證資料，本案被告李冠松上訴高院時，其「刑事聲明上訴狀」是記載「對於原（第一審）判決不能甘服，爰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上訴。」，顯然未「明示」上訴範圍。

接著，李冠松又提出「刑事第二審上訴理由狀」，也僅記載：「本案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刑法第59條之適用，且原（第一審）判決定執行刑過重，請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也未特別聲明僅就第一審判決刑之部分上訴之旨。

由於高院受命法官張宏任並未進行準備程序，李冠松於審判期日未到庭，加上，李冠松的委任律師張淑琪於審判長曾淑華詢問：「是否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答稱：「是！」。

根據以上卷證資料，曾淑華與張宏任認定，因被告李冠松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合議庭無從於審判程序釐清被告李冠松的上訴範圍，然後，即忽略「刑事聲明上訴狀」，逕行引用「刑事第二審上訴理由狀」，認定李冠松：「未爭執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與沒收」，顯見被告李冠松以書狀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

綜觀上述論證，可以發現，曾淑華與張宏任的審判謬誤，是一連串謬誤或怠忽草率積累而成的：首先，是曲解「明示」的涵義，將「未明示」硬拗為「明示」；接著，是罔顧法院的訴訟照料義務，未善盡闡明權；再接著，是讓律師可以逕行單獨代被告確認上訴範圍，此舉，看似微末，實則是對刑事訴訟辯護制度之旨，是為保障被告利益，使其獲得確實有效之辯護，以發揮防禦權之功能，俾受公平審判，確保憲法第16條保障被告訴訟權利，若非輕忽了，即是誤解了。

總而言之，在高院審判長曾淑華與法官張宏任的調查審判程序中，筆者看到李冠松這名小毒販的訴訟人權被輕忽了！

當「明案速判」的良法美意碰上怠忽草率法官、檢察官、律師時，就無法避免「濫用」或「偷吃步」弊端。（資料照片）

本案基本事實明確，被告楊芳瑜因加入「馬勝公融集團」，並與張金素及陳澄玄等人透過多層次傳銷方式，共同招攬不特定多數人即廖＊湘等20人，投資約定給付顯不相高額紅利報酬之「馬勝基金」及「AGL（Amazon GLD Limited）股票」，以非法吸收資金，不過，檢察官認為被告吸金已達1億元以上，應適用加重吸金罪；而被告辯稱，她並非馬勝集團負責人。

台中地院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判刑3年4月，案經檢察官、被告均上訴，台中高分院改判刑4年6月，檢察官與被告均不服再上訴，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台中高分院更一審審判長張智雄、受命法官林源森於114年6月18日改判刑2年6月，檢察官與被告均不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段景榕於115年1月7日撤銷發回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4740號判決）。

從以上歷審判決觀之，檢察官與被告之間，對於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刑之量定，顯然均有爭議，鑑於卷證爭議頗多，本文僅針對張智雄與林源森濫用「明示上訴範圍新制」的違誤態樣評述，其餘的不贅述。

本案誤判的根源，是始於檢察官的上訴、論告顛三倒四，被告辯護律師的辯護意旨也前後不一，最後，就是審判長張智雄與林源森怠於闡明、調查、釐清，即逕行認定檢、辯雙方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刑之部分上訴」。

就檢察官部分，首先，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沈淑宜提起上訴時明確針對一審判決的犯罪事實（犯罪規模是吸金一億元以上，而非一審認定的一億元以下）及所犯罪罪名（應論處加重吸金罪，而非一審的普通吸金罪），均有爭執。

接著，台中高分檢檢察官王清杰到庭論告時，在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仍稱上訴意旨詳如上訴書。

可是，王清杰檢察官後來在言詞陳述時，對於審判長詢問：「檢察官是否僅對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否明示僅對原判決之刑一部上訴，對於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都不上訴？」，卻均答稱「是！」

最後，在量刑辯論時，王清杰檢察官又稱：「請參酌上訴書依法判決。」

綜觀上述卷證資料顯示，沈淑宜檢察官的上訴範圍是很明確的，但是，王清杰檢察官的論告就顯得顛三倒四、心不在焉了。

再看被告辯護律師部分，首先，被告及辯護律師黃錦郎在台中高分院更一審陳述是，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表示對量刑以外部分具狀撤回上訴。

可是，黃錦郎律師於辯論時仍援引所提辯護狀主張，被告非馬勝集團之負責人，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此時，實質上已就被告所涉之罪名有所爭執。

綜合上述卷證資料，檢察官與被告於台中高分院更一審以言詞陳述時，是僅就量刑上訴，可是，檢察官於上訴書或律師於辯論時，所主張又不是僅對量刑上訴。

以上顯然歧異卷證資料，都是在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中依序詢問後發生的事實，審判長張智雄與受命法官林源森顯然是明確知悉的，可是，他們竟然未闡明、未釐清、未確認，就逕行認定檢察官與被告的上訴範圍均僅限於第一審量刑部分，如此審判程序，除了怠忽草率之外，筆者無其他適當評語。

最後，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張智雄與林源森的離譜審判違誤，尚有2項：一、是援引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被告楊芳瑜之刑，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二、是將上訴審已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部分，再予審究，併計入被告犯罪規模及犯罪所得，並執為減刑及量刑審酌之認定依據，限於篇幅，違誤詳情不贅述。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