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血案》這類作品出現的根本原因

意外發現真相的痛楚：電影《世紀血案》凝視下的加害者後代

2026年2月初，一部改編自台灣重大歷史事件「林宅血案」、由黨國體制當權者（加害者）後代（導演徐琨華的祖父是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徐梅鄰）執導、背後為中國資金介入（製片公司「費思兔」老闆蘇敬軾擔綱編劇並曾任中國肯德基CEO）的電影《世紀血案》，選擇在當年遭刺身亡的雙胞胎姊妹「冥誕」當天，大張旗鼓舉辦「殺青記者會」。

然而弔詭的是，該場記者會不僅導演與製片皆未出席，甚至還刻意隱瞞沒有向當事人（家屬）取得同意（授權）也沒進行任何相關人物田野訪談，加上參與演出的李千娜一句「透過電影重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沒那麼恐怖」的無知言論，被質疑輕忽歷史悲劇，意外引爆全台怒火、許多民眾紛紛揚言發起抵制。

隨著網路風波持續延燒，被迫在第一線直接面對輿論壓力的演員楊小黎、簡嫚書、黃河、李千娜等人相繼公開發文致歉。導演徐琨華和資深演員寇世勳隨後也雙雙發出道歉聲明，並宣布即刻停止該片後製及上映。但很遺憾，關於這部電影理應承擔最大責任的編劇製作團隊與製片方（該公司前一部電影作品《幻術》即以319槍擊案為背景，並捏造故事情節抹黑前總統李登輝為元兇），至今仍神隱未出面回應。

值得欣慰的是，這起「炎上」爭議事件卻也促使大多數原本對政治並不關心、或是沒聽說過「林宅血案」的年輕一輩台灣人開始回頭重新認識這段悲劇歷史的契機。

比如不久前曾透過Netflix全球直播「讓世界看見台灣」的101董座賈永婕，便在臉書貼文驚訝地表示：「我現在才知道，原來這件事情就發生在跟我同齡的年代。我 1974 年生。我真的無法想像，那個年代竟然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事實上，像賈永婕一樣感到震驚者其實並不在少數，而是當年那個時代台灣主流群眾的集體認知，甚至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被隔絕在昔日這段歷史之外。當我們回頭省視林宅血案，它所留下來的，不僅僅是關乎死亡的記憶，而是一整代台灣人被迫噤聲避談政治的恐懼、一種深植於家族長輩諄諄告誡「囡仔人有耳無喙」的自我審查。

根據2020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發表《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內容指出早期偵辦方向存在嚴重瑕疵，包括情治機關掌握了足以證明部分嫌疑人（如澳洲學者家博）清白的監聽資料，卻未提供給專案小組，導致偵查資源被虛耗在錯誤的方向。該調查報告認定林宅周邊案發時確有監控人員，且威權當局涉案的嫌疑不容排除。

據悉，林宅血案的現場義光教會，已在去年（2025年8月）經文化部審定正式公告為「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前總統蔡英文執政期間所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於2022年5月任務結束解散前，已審定全台42處「不義遺址」。然而《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在立法院因遭藍白立委杯葛，遲遲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立委沈伯洋表示，民進黨在2017年憑國會多數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行政院依此成立「促轉會」（當時宣布成立的行政院長是賴清德）。但在這個過程中，國民黨不僅拒絕參與會商、杯葛預算，甚至對促轉會調查政治檔案與黨產資料也多次強烈反彈，並長期主張促轉會不該延長或常設化。

正因國民黨一再阻撓「促轉會」運作，當年的加害者（警總、情治單位）許多人並未受到審判，甚至搖身一變成為新時代的官員或社會賢達，致使台灣過去這些黨國體制下的當權者（及加害者）後代（比如電影《世紀血案》導演徐琨華）始終都不願意敞開心胸來真誠面對他們父祖輩所曾經犯下的歷史錯誤。

對這些後代來說，他們的父祖輩並沒有「犯錯（犯罪）」，而是「榮退的功勳人員」。既然父祖輩仍享有退休金與社會地位，後代自然很難產生「我的家族有罪」的認知。

除此之外，東亞社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毋寧也成為轉型正義中最大的文化阻礙。在德國，揭露父親罪行可以被視為「追求真理」；但在台灣傳統觀念中，這叫「大逆不道」、「不孝」。

在台灣，許多加害者後代如今是演藝圈、政界或商界的菁英。他們的成功，某種程度乃是建立在父祖輩鞏固的體制之上。一旦他們真誠道歉，等於承認自己擁有的資源與地位是「不義之財」或「染血的特權」。這對他們來說，如同否定掉自己的整個人生基礎。因此，他們傾向於將歷史「娛樂化」、「中性化」（如電影《世紀血案》強調的懸疑感），試圖把「政治罪行」轉化為單純的「懸疑故事」，以此來迴避道德責任。

這就是為什麼《世紀血案》這類作品會出現，且導演與演員會表現得如此缺乏同理心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在他們的圈子裡，並沒有一股強大的力量逼迫他們必須謙卑面對。同時這也是今後台灣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現下那些「親中媚共」的藍白政客之所以配合中共宣傳大放厥詞「綠色恐怖」、「賴清德獨裁」的無腦言論，就是因為昔日之惡從未被清算、真相未被公布（前總統蔡英文曾多次公開要求國安局將包括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在內的關鍵檔案解密，卻被國安局告知必須封存至2030年才能公開），因此加害者及其後代們根本無從產生罪惡感與羞恥心。

對照電影《世紀血案》在台灣引發強烈反彈，整個加害者共犯結構在真相未明的情況下就急著竄改歷史！當年許多德國納粹高官的加害者後代往往透過書寫出版「懺悔錄」或參與拍攝「紀錄片」來積極進行反省和贖罪。

譬如德國記者尼可拉斯．法蘭克（Niklas Frank），他的父親漢斯．法蘭克 （Hans Frank）曾任德國納粹黨的御用律師、波蘭佔領區總督，後來在紐倫堡大審中因參與猶太人大屠殺犯行，依反人類罪起訴、判處絞刑，當時尼可拉斯僅7歲。48歲那年（1987）他出版了《Der Vater: Eine Abrechnung》（父親：一次清算）這本書，經歷多年的調查訪談，尼可拉斯以一種親密且充滿指控的視角，揭露了父親當年的滔天罪行以及納粹體系的殘酷和虛偽。他隨身攜帶一張父親在紐倫堡大審後被絞死的屍體照片，並到德國各地巡迴演講、沉痛地指出：「我每一次朗讀這些內容，就像是再一次將我的父母親處死一般，但是，如果我不這麼做，邪惡，恐怕就會輕易復活。」

另外，2011年由以色列導演卡諾．澤維（Chanoch Ze’evi，他也是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執導的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們》（Hitler's Children）則是將鏡頭聚焦於納粹加害者後代的視角，來重新反省過去並試圖找出往前走下去的力量。其中包括納粹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的姪孫女貝蒂娜．戈林（Bettina Göring），她在影片裡平靜卻震撼地透露，為了徹底斬斷這個家族罪惡的血脈，她和弟弟都自願進行了絕育手術（Sterilization）。

紀錄片中最具張力的一幕，乃是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所講述那位站在陽台隨意射殺猶太人的集中營指揮官阿蒙．哥特（Amon Göth）的女兒莫妮卡．赫特維希（Monika Hertwig），她主動前往波蘭，與曾在父親集中營裡倖存的猶太女性海倫（Helen Jonas-Rosenzweig）見面。莫妮卡不斷地問倖存者：「他真的有那麼壞嗎？他在家裡對我很溫柔...」這不是為了幫父親洗白，而是因為她無法承受自己是「惡魔的女兒」。當倖存者告訴她殘酷的真相時，她崩潰痛哭並請求原諒：「我有罪，因為我愛過這個怪物。」

相較於德國在二戰後建立起系統性的「記憶文化（Erinnerungskultur）」，亞洲國家因為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以及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加害者後代公開懺悔或詮釋受害者故事的案例通常相對稀少。

此處台灣人較熟悉的案例，便是韓國前獨裁總統、光州事件屠殺元兇全斗煥。由於全斗煥生前至死都未曾道歉，其家族一直享受著非法所得的財富，並堅稱光州事件是「暴動」。2023年3月31日這天（正值光州事件紀念日前一個多月），全斗煥的孫子全宇元透過Instagram和YouTube直播，公開揭露家族的洗錢、詐欺與奢靡生活，直言譴責爺爺全斗煥是「屠殺禍首」、「罪人」。當時他親自前往光州，在受害者紀念碑前下跪脫衣擦拭墓碑，並與受害者家屬擁抱痛哭。

這是韓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獨裁者直系血親向光州受害者道歉。光州市民與受害者家屬選擇了原諒與接納，甚至對他說：「謝謝你鼓起勇氣。」全宇元沒有透過拍電影來「重新解讀」光州事件是否恐怖，而是坦白承認家族罪行，並將話語權還給受害者。

所以，當我們捫心自問：韓國為什麼可以拍出那麽多經典的「轉型正義」題材電影？為什麼韓國能、台灣不能？答案或許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