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不會死就沒關係　盧建彰

父母拚命賺錢為家族還債，債還完後，母親遭遇車禍罹患失智症，父親因肝癌血濺滿整個浴室，在便利商店跟葬儀社討論母親的後事—每一個事件單獨看都非常戲劇化，卻是盧建彰的日常。

17歲就面臨生死衝擊，陪伴他成長的是一張張病危通知。本來打算在27歲告別世界，卻用「反正不會死就沒關係」的態度，參與改變社會的行動。

自嘲是北七，與其抱怨不如去游泳，因為水裡聽不到別人的抱怨。盧建彰讓我們看到，「只要不會死」，就能活得漂亮。

盧建彰說起多年以前跟著牧師去宣教時，曾經遇到的驚魂記。

車子在沙漠拋錨、卡在坑洞，最近的村莊距離150公里。車上沒有任何食物，什麼都不做，就可能死在沙漠裡。牧師請大家協助卸下行李，減輕車子的重量。他趕緊跳下了車，從車子後面把行李一件一件拿下來。同團中年大哥始終沒有動手幫忙，只是一直說著：「要死了，要在這邊凍死了。」

眼看天色暗了下來，還是沒有脫困，牧師請大家去找可以讓車子產生摩擦力的木板。盧建彰心想：「這裡是沙漠，哪裡找得到木板？連木頭都不一定找得到。」但不找就是等死。他邊走邊找，還真的讓他找到一片石板。石板非常重，他奮力拉回車子附近後，邊把石板插進車輪底下，邊把沙子挖出來，讓石板可以插得更深，好讓車子可以開出來。那位大哥仍舊在哭嚎，旁邊一個年輕女生說：「你從剛剛就不幫忙，一直在那邊抱怨、埋怨，於事無補。」大哥停止了悲鳴，安靜地站在原地。後來，車子順利脫離坑洞，開向目的地。

對於盧建彰來說，日常生活發生的許多事情，常常過程是不順利的，但最後都有機會可以順利完成。因此，在面臨人們會擔心、驚慌失措的事情時，他總是比常人更冷靜，甚至幽默以對。

「廣告產業的大家都很焦慮，常常說『怎麼辦？來不及要死了，要開天窗了！』但我想說奇怪，我從來沒有看過電視突然黑掉，網路沒有廣告可以上。後來我就仔細想，汽車有天窗，偶爾也是要開，不然會壞掉。所謂的死到臨頭，搞不好就有不一樣的風景。」

總是比別人有更多鬼點子的盧建彰，29歲就獲得全球權威廣告創意評估報告《The Gunn Report》排名台灣第一，並擔任台灣廣告龍頭品牌奧美廣告與智威湯遜的廣告創意總監，作品斬獲坎城、時報、4A等國內外廣告大獎。

盧建彰的作品有別於一般商業廣告，常帶著對社會的關懷。他幫TOYOTA汽車拍的廣告，不談車，卻找來金士傑談父子情及失智症，二週觀看人次破200萬，成為當年YouTube年度最成功廣告影片第一名，也引發許多人開始探討長照議題。而他為人知曉的作品，還有205年總統大選期間，幫蔡英文拍攝《願你平安》《人民大聲公》《台灣隊加油》等競選廣告，傳遞改革社會的理念，吸引無數選民認同，雜誌定位他是勝選的幕後推手。

被譽為最會說故事的鬼才導演，曾經在17歲時面臨劇烈的生死衝擊，讓他覺得世界充滿苦痛。他的英文名字Kurt，來自1990年代影響美國年輕人深遠，知名樂團Nirvana（超脫樂團）的主唱Kurt Cobain。Kurt Cobain在27歲自殺，盧建彰也覺得世界那麼糟糕，活到27歲就好。

今年盧建彰50歲了，比預期的27歲多活了23年，對人生有了不同的想法。「做這件事情會不會死？如果不會死，既然我還活著，是不是還可以再做別的不一樣的？」現在的他，持續投入公共事務，拍廣告聲援公民發起的罷免活動，也透過寫作傳達對空汙、詐騙、跨國走私等社會議題的關懷。

「不會死就去做」是盧建彰的人生準則，因為生死議題占據了他過去30多年的生命。

從17歲開始，他每年都會從醫生手裡收到1、2次病危通知。醫生每次拿給他，都會說不好意思，而盧建彰總是回應：「沒關係，謝謝醫生，我們家有很多。」病危通知長怎樣？他形容那是粉紅色、薄薄的一小張，家裡累積了厚厚一疊，他沒有算過有幾張，無論收過再多張、練習再多次，都無法放輕鬆地去面對。每一張病危通知的背後，是一次次奔走醫院的畫面。

有次凌晨2點，接到醫院通知：母親病危。醫生說，母親感染導致壞死性筋膜炎，需要截肢才有救。他問醫生，不截肢的話會怎樣呢？醫生告訴他，那可以準備後事了。

盧建彰看著病床上被失智症折磨了30年的母親，他不希望母親醒過來後，突然發現自己失去腿，這對母親來說很難接受。於是，他跟醫生說不動手術了。醫生看了他一眼，說：「那就是今晚了，要做好心理準備。」

時鐘指向2點，「今天晚上也剩沒幾小時了。」盧建彰心想。他打電話給曾幫父親辦後事的葬儀社，「這個要先講，等人走的時候會亂七八糟的，沒辦法好好安排。」

他在便利商店聯繫葬儀社，對方接起電話後，問他人在哪，現在就可以去接母親。盧建彰想跟對方說母親還沒走，一時間卻想不到可以用什麼詞來形容，想從周邊獲得靈感，眼前只有便利商店貨架上的洋芋片、衛生棉等物品，那一刻他覺得很荒謬。

這樣荒謬、超出現實的瞬間，從17歲開始，就頻繁出現在他的人生。

盧建彰原本有個平凡和樂的家庭，一家四口，父親、母親、他和妹妹。他高中時跟很多同年紀的同學一樣，思考著自己未來要做什麼，也享受青春時光。

如同任何一個普通的上學日，家住台南西側安平的盧建彰，會騎7公里的腳踏車，到東側的台南一中上學。在學校，他對課堂上講的東西沒什麼興趣，常常到圖書館看書，或去校外租書店看漫畫。

「我在南一中門口的漫畫店看漫畫，我還記得是《沉默的艦隊》。那時候教官走進來到我面前，我還心想『看漫畫不行嗎？』但教官跟我說：『盧先生，你要去醫院見你媽最後一面。』最後一面？靠腰，『最後一面』對一個17歲的人來說，是很怪的字。」

盧建彰當時趕到醫院，看到病床上的母親時，完全認不出來。眼前那個頭脹很大、全身插滿管子的人，是自己的母親嗎？「會不會是別人？搞不好是別人？」這樣的想法，曾經出現在他的腦海中。盧建彰到了醫院後就一直哭，因為他印象中最後一面就是要哭，可能是被他的哭聲感染，旁邊的護理師也跟著哭。

母親情況不容樂觀，醫院甚至已經建議家屬聯繫葬儀社準備告別式。就在那時，他們遇到了一位外科名醫，要幫他們從死神手中搶回母親。漫長的手術結束，從母親腦裡拿出了血塊，醫生走出急診室，跟他們說：「手術成功了，恭喜，以後是植物人。」

「植物人」是什麼？盧建彰不懂。他還以為媽媽負責煮飯，是不是變成植物人的媽媽以後只能吃素，大家也要跟著吃素？他來不及了解清楚這個陌生的名詞，從植物人狀態幸運甦醒的母親，成為了記憶只剩幾分鐘的失智症患者，此後30多年，「失智症」這個新名詞，變成了盧建彰的生命主題。

多年後回想那一天發生的事，他覺得不太合理。理論上ICU的護理師看多了這樣的情景，為什麼會跟著哭呢？他認為是因為自己哭得太厲害了，感染了護理師。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困擾著盧建彰，他一直想不起來，自己是怎麼從南一中門口的漫畫店到醫院去的。是騎腳踏車嗎？還是搭計程車？他完全想不起來那一段路。有一次找到機會，問了精神科醫師鄧惠文，鄧惠文說，可能是那段記憶對他來說太痛苦，大腦的防衛機制就主動將記憶抹去了。

「我們家什麼都有，只是沒有錢。」盧建彰這樣形容自己家。

在他心中，父母親一直都是神奇的存在。盧建彰的父親畢業於台南二中，原本經營水電行，因幫生意失敗的家人作保，受牽連倒閉，後來在親戚的水電公司做經理，負責安排水電師傅的行程。母親則畢業於台南女中，做收貨款的工作，她會買久石讓的CD回家給小孩聽，還帶盧建彰去看講述同志情誼的電影。

雖然家道中落，父母拚命工作的錢都用於還債，盧建彰的父母並沒有讓兄妹倆因為貧窮，而有低人一等的感覺，反而因為他們給予了充足的愛，讓盧建彰覺得除了錢，家裡什麼都有。父親讀報的習慣，以及對書店的態度，也讓盧建彰愛上閱讀。

「我爸爸有個想法，他認為壞人應該比較不會去書店，所以書店很安全。小時候我跟妹妹很常被『寄放』在書店，等他們下班後再來接我們回家。我每次回家都會跟我爸說：『我今天看了幾本書，賺了多少錢。』」

兄妹倆常常在書店一待就是一天，這卻是盧建彰最喜歡做的事情。他印象中書店的地板很冰涼，很舒服。打開一本書，馬上就可以進入書中的世界，不會想到家裡沒有錢、缺什麼東西，就是進到故事裡面，跟著主角展開冒險。

這樣的閱讀習慣，也讓他曾經立誓要看完學校圖書館所有的藏書。並在30多年陪伴失智症母親及病痛纏身的父親的過程中，能透過閱讀找到問題的解答，也為高敏感的自己，創造沒有雜音的獨處空間。

對盧建彰而言，小時候家裡沒有錢、但有父母充足的愛，和長大後母親無數次病危的生死衝擊，讓他對於金錢、權力等觀念產生了巨大的改變。

「以前我開會的對象都是董事長、執行長，很多人跟他們開會講話會怕，但我不會，因為我家雖然沒有錢，但爸媽給我的愛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還有，我媽常常病危，那些錢可能也救不回她。所以，你的金錢如果沒有要跟這個世界分享的話，那關我屁事啊。」這樣的態度，讓盧建彰能自在地跟其他人敬畏的權貴人士交流，許多大老闆也很欣賞這個對他們說真話的導演。

「工作來了要不要接？」盧建彰說，他判斷的標準是：「會不會死。」

「如果不會有人因此死亡的話，那就可以做，而且還可以追求比較有創意的。」盧建彰認為真正會做生意的人，可以讓與他產生連結的人事物「生意盎然」，從供應商到消費者、甚至整個社會環境，都可以因為跟這個人產生連結而變得更生意盎然。「如果你只是有錢，那我未必要跟你工作，因為我有自由，我不會因為你對我的評價而死亡，那我就不怕啦。」

這樣的態度，讓盧建彰能泰然與權貴人士互動、合作，並把對社會的關懷帶入工作中。他以22K為主題，從年輕人的月薪連結到剩餘的生命天數，探討人生真正重要的議題；也以收養為切入點，討論在少子化的當代，重新定義家庭的組成。

盧建彰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得更多，同時明白即使個人再怎麼努力，仍然會受到外在的社會環境影響。他認為多數人是相對弱勢，需要更大權力的人來推動重要的事物，如果有能力的人都不參與公共事務，那也是一種自私。「有能力讓它變好，光只是在那邊抱怨，不如就來做做看。」因此，他開始投入公共事務，並在2015年為參選總統的蔡英文製作競選廣告。

他回憶起第一次拍攝前總統蔡英文的情景。

那一幕要拍蔡英文坐在車子裡的畫面。在工作人員布景時，盧建彰坐在車裡跟蔡英文聊天，講了半個小時失智長照真的很重要。他以自己的經驗分享，只要家庭裡有一位失智者，就是全家一起賠下去。這20年來都是這樣，不管盧建彰讀大學、當兵、進廣告公司工作，擔心的永遠都是家裡。那所需要的金錢花費還有照顧重擔，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

盧建彰說，當時蔡英文無處可跑，車門是鎖起來的，旁邊都是已經架設好的燈具，所以蔡英文只好坐著聽他一直講。盧建彰講完後，蔡英文轉頭跟他說：「我知道，我媽媽就是失智症。」

過去父親每天都會載罹患失智症的母親一起去上班，就近照顧，這樣的生活一過就是20年，用3萬元月薪養活了一家四口、讓二個子女都能從大學畢業的父親，某一天也倒下了。

數十年高強度照顧失智的妻子，父親罹患肝癌。在廣告公司工作的盧建彰，三天兩頭就要請假回家，人生只剩兩點一線：公司、醫院。由於父親身患多種慢性疾病，身體十分虛弱，確診肝癌後，醫生無法真正進入治療程序，只能眼看癌症越來越惡化。

有次，剛送完妻子上班的盧建彰接到電話，父親在家裡吐血。回到家，整個浴室、牆面全都是血。父親的肝硬化造成靜脈壓力增加，最後變成血管瘤，這一顆顆血管瘤，成為一個個不定時炸彈，一破就會造成大出血。父親緊急進入手術室，醫生透過內視鏡打了20幾個結來止血，也大量輸血，才把狀況穩定下來。

「我那時要幫我爸換尿布。尿布裡面有血跟便，換完後我要拿著尿布去量，才能計算出爸爸的出血量。我那時候非常累，已經是自動導航狀態：換尿布、走出去右轉到護理站、睜開眼睛把尿布放上磅秤、記錄數字，最後再閉起眼睛走回病房睡覺。」盧建彰自述自己是高敏感人，對於氣味、觸覺都很敏感，在照顧父親的過程中，血跟便混在一起的腥臭味道，成了他揮之不去的記憶。

那次嚴重出血，差點奪走父親的性命。醫院告知家屬可以準備後事，盧建彰也聯繫葬儀社跟牧師前來醫院，商量後續處理。可能是要給父親再多一點時間，幾天後父親奇蹟似好轉，可以回家休養，1年多後才因病離世，也給了盧建彰和家人好好告別的機會。

盧建彰透露，起初他是不想要小孩的，他認為這個世界令人痛苦不堪，不應該讓孩子來受苦。但後來遇見妻子，妻子非常想要小孩，還因此做過不孕症諮詢。最終迎來了女兒，取名盧願，意思是如願以償，也希望孩子未來能夠如願。孩子出生後，盧建彰反而滿腦子都是女兒。多數時候，他都覺得女兒看事物的角度，比他清晰很多。

「有一次，盧願跟我說：『爸爸，我發現好好玩，就好好玩；不好好玩，就不好玩了。』我覺得滿有道理的，如果工作或是生活只是敷衍，就會很無趣、很無聊。但如果真心投入，你就會找到樂趣。」常常從女兒身上，學習到面對世界的方式，讓盧建彰覺得自己受到女兒的照顧，可以停留在「有點幼稚」的狀態。

那要如何面對世界呢？盧建彰給出一個方法：問問題。他認為，當人們願意提出問題，就是慷慨的，因為問問題，是為了讓別人可以理解。理解什麼？理解焦慮、理解社會現在正面臨的困境以及議題。

「我從一個問題少年，變成一個問題中年。但我願意把我的問題拿出來，就是我在向世界示弱，這可能也是我最大的示愛。而搞不好我會吸引到有資源的人、有想法的人、有技術的人，就有機會可以改變社會、改變世界。」

盧建彰不斷用創作、故事來交換改善社會的機會，至今已經出版了23本書，目前也正著手書寫下一本作品，他還有很多問題想叩問世界。

幾年前，報章雜誌熱烈報導某位有外科聖手之稱的名醫，涉嫌運用自身名氣，販賣不具醫療效用、要價昂貴的能量水給罹癌病人，引發數起醫療糾紛，也讓許多病患家破人亡。而那位外科聖手，就是30幾年前，將盧建彰母親從鬼門關前救回的醫生。

看到這個新聞，盧建彰想起某天，父親突然跟他說，有次騎車載著他母親經過台南的運河，突然有一種衝動，很想就這樣衝進去。「這樣下去就一了百了，都沒事了。如果30年前就讓你媽媽走的話，就都沒事了。」父親這樣跟他說。

盧建彰形容，他當下是「Wordless，無言」，他同意父親所講的，但他無法回應。

「我還是謝謝我媽媽，讓我30幾歲就很會拍失智症的片子，多數導演這個年紀是不會的，也還沒有機會遇到。」現在，盧建彰的母親正在專業的長照機構中，被妥善地照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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