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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經濟不能忘記階級流動──5位領導者的治國策略(2之1)

編輯部 17小時前 2 瀏覽
拚經濟不能忘記階級流動──5位領導者的治國策略(2之1)
約書亞/銀行資深員工

1992 年柯林頓競選名言「笨蛋,問題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若將其置入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架構,這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冷酷的數學邏輯:沒有強大的資產端(經濟產出),所有的社會正義、階級流動與主權安全,在負債表上都只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從國家資產負債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的角度來看,治理國家本質上是在「資產端」(如基礎建設、技術創新、人力資本)與「負債及淨值端」(如國債、賦稅、財富分配)之間進行資源調度。

本文先針對川普、李在明、習近平、高市早苗及賴清德5位領導者的治國策略進行資產負債表的對比分析:

• 負債端(Liabilities):採取「高槓桿」模式。透過大規模減稅政策刺激經濟,雖能短期提高企業獲利,但也顯著推升了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

• 資產端(Assets):奉行「美國優先」與關稅保護主義,試圖將流向海外的產業資本(資產)強制拉回國內,強化美國基本面。

• 資產負債表特點:透過增加政府債務(負債)來換取製造業回流與基礎建設更新(資產),同時利用美元霸權地位,在資產負債表上承受極高的負債壓力以追求內需繁榮。

• 負債端:主張「積極財政」。李在明提倡透過發行國債來投入財政刺激,甚至提出「全民基本收入」計畫,這將增加政府的長期給付義務(負債)。

• 資產端:致力於「務實成長」,強調投資人工智慧(AI)等先進技術,並改變反核立場興建核電廠,以降低能源進口依賴並強化能源資產。

• 資產負債表特點:藉由擴大公部門負債來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與「技術資產轉型」,期望透過資產端的技術爆發力來覆蓋負債端的社會成本。

• 負債端:推動「去槓桿」與「共同富裕」。針對房地產與金融部門的高負債進行壓縮,以防範系統性崩潰(如處置高負債房企)。

• 資產端:強調「棄軟從硬」,將資本從互聯網服務(軟資產)導向先進製造業與晶片(硬資產)。同時透過「三次分配」試圖平衡社會淨值分佈,減少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負擔。

• 資產負債表特點:目前正處於「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防禦期,重點在於清理房地產泡沬(負債端減壓)並強化核心製造業競爭力(資產端重組)。

• 負債端:推行「負責的積極財政」。一方面核准巨額財政刺激措施(如 21.3 兆日圓)以抗擊通縮;另一方面宣稱在 2026 年實現「基礎財政盈餘」,展現控制負債增速的意圖。

• 資產端:提出「早苗經濟學」,將預算聚焦於「危機管理投資」,如國防資產、能源安全、AI 與次世代半導體補貼(資產端強化)。

• 資產負債表特點:在龐大國債壓力下,利用極低利率環境精準投資於具備「安全韌性」的戰略資產,試圖在資產負債表上建立防禦型結構。

• 負債端:保持相對優異的財政紀律。台灣在人均 GDP 及政府負債佔比上表現穩健,賴清德延續此路徑,透過健全財政來維持國家淨值的國際信用。

• 資產端:推動「國家希望工程」,聚焦於五大信賴產業(半導體、AI、軍工、安控及通訊)。積極投資於淨零轉型,將能源資產從進口燃料導向再生能源。

• 資產負債表特點:典型的「資產驅動型成長」。利用半導體產業的強大獲利能力(資產溢價)帶動稅收與國家淨值增長,策略重心在於確保資產端的技術領先地位以支撐未來各項社會保險負債。

• 川普與李在明都偏好增加負債來博取資產增長,但川普側重個人與企業減稅,李在明側重社會福利投資。

• 習近平與高市早苗都面臨歷史性的負債沈痾,但習採取強制性的「去槓桿」重整,高市則是在維持槓桿的同時優化資產配置。其實中國更重要的是建立內需行效率經濟。將一切資源和產出用於14億人口,資本不再外流和消費現金不再外購,像日本一樣製造誠實和品質不斷提升的產品,追上台灣公民社會的水準。

• 賴清德目前的資產負債表最為「輕盈」且資產端(半導體)獲利力最強,面臨的主要挑戰是資產過於集中的分散風險與能源負債轉型。

雖然財務分析常說,蘋果和橘子不能相比,每個經濟體不盡相同,但總都是菁英經濟幕僚根據經濟財政策略擬定,可以看到的是開放的社會還是比較不易在一個10年內敗光祖產(相信上述分析可知我在點那個國家),索羅斯提出卡爾·波普(Karl Popper)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影響,將其「自省性」(Reflexivity)理論應用於金融與政治,認為人類的認知永遠是不完全的(易錯性)。一個健康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必須具備自我糾錯機制。

文章最後,回來談一下我最愛的台灣,我們可以怎麼樣成為更進步的國家。

從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的資產端(如半導體產業)雖然帶來極大的「溢價」,但這些收益在淨值端的分配並不均勻,導致社會資本高度集中,產生了嚴重的貧富差距。

要改善此現象,台灣需透過「資產重組」與「負債結構調整」來達成更均衡的社會淨值分佈,以下是具體的策略討論:

推動產業多元化(AI 賦能中小企業):台灣目前的資產價值高度依賴半導體。政府應透過國家希望工程協助佔就業人口 8 成的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轉型,提升傳統產業與服務業的「資產價值」,讓不具備高科技背景的勞工也能分享經濟增量的果實。

能源與公共資產優化:將能源結構從進口轉向再生能源及多元環境無害能源(回收、地熱、氫或無核廢料核能),長期可降低因國際燃料波動而增加的「社會隱性負債」,並透過穩定電價降低基層民眾的生活負擔。

稅制改革(負債端精準課徵):

房地產稅制:切實執行房地合一稅與囤房稅 2.0 抑制非生產性的資產炒作,降低年輕族群的房貸壓力(減少家庭部門負債)。以財政部報告來看,政府有朝房地稅調控與企業加薪納入稅惠等方向努力,試圖從源頭縮小所得差距,但執行力需更加強。

加薪減稅布局:政府計畫於 2026 年全面實施加薪與減稅配套,例如讓單身租屋族年收入 64.4 萬元以下免繳稅,這類精準的稅賦減免能實質增加低所得者的「帳面淨值」。

社會安全網投資(長期給付義務):推動「長照 3.0」與擴大育兒津貼(如2026年起每胎補助10萬的討論),這在國家負債表上雖增加了政府的「社會保障負債」,但卻能釋放家庭部門的照顧壓力,使其能投入勞動力市場,強化國家整體的人力資本資產。

李在明模式的啟示:南韓李在明推動的「全民基本收入」是激進的財政再分配,雖能快速平衡淨值,但也可能讓政府負債端失控。

台灣路徑:台灣目前更傾向於「溫和的分配調節」,即在不破壞財政穩健(負債佔比低)的前提下,透過稅制微調與精準社會福利,試圖讓亮眼的經濟成長數字實質轉化為庶民的有感淨值增長,從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視角來看,「社會階級流動」不只是公平問題,更是如何將底層的「閒置人力資本」轉化為「高價值資產」的升級工程。若底層長期無法向上流動,國家負債表上就會出現龐大的社會救助支出(負債),且缺乏新的稅收貢獻者(淨值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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